小狐狸

1．功劳是领导的

　　1．功劳是领导的

　　作下级的，最忌讳自伐其功，自矜其能，凡是这种人，十有九个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当年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韩信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

　　那么怎样做到既可得到建功立业所带来的好处，受到上司长期的宠爱，又避免因此而产生的危险呢？我们的拍马大师们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有功归上”。

　　擅长阿谀的下级尽管卖力气卖命，然后将一切功劳、成绩、好名声都归之于领导，而将过错、骂名留给自己，用一句后来流行的话说，就是“干得好是由于上级领导的英明、伟大，干得不好是由于我们执行上级领导的决策不够得力，水平不高”。试问对于这样的属下，哪一个领导能不喜欢、宠信呢？

　　田叔是西汉初年人，曾经在刘邦的女婿张敖手下为官，后来张敖被牵扯到一桩谋杀皇帝的案子中去，刘邦大为震怒，将张敖逮捕进京，并颁下诏书说：“有敢随张敖同行的，就要诛灭他的三族！”

　　可田叔不计个人安危，剃光了头发，打扮成一个奴仆模样，随张敖到长安服侍。后来案情查清，与张敖无关，田叔由此以忠爱主上闻名。

　　汉武帝非常赏识田叔，便派他到藩国鲁国去出任相国。鲁王是景帝的儿子，自恃皇子的特殊身份，骄纵不法，掠取百姓财物不可胜数。田叔一到任，来告鲁王的多达百余人，田叔不间青红皂白，将带头告状的二十多人各打50大板，其余的各打20大板，并怒斥告状的百姓道：“鲁王难道不是你们的主子吗？你们怎么敢告自己的主子？”

　　鲁王听了很是惭愧，便将王府的钱财拿出来一些交付田叔，让他去偿还给被抢掠的老百姓。田叔却不受，说道：“大王夺取的东西而让老臣去还，这岂不是使大王受恶名而我受美名吗？还是大王自己去偿还吧！”

　　鲁王听了喜得美滋滋的，连连夸赞田叔聪明能干，办事周到。

　　唐朝李泌更诸“有功归上”之道。

　　李泌在唐代中后期政坛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气的人物。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在朝野中外很有影响。

　　唐德宗时，他担任宰相，西北的少数民族回纥族出于对他的信任，要求与唐朝讲和，结为婚姻，这可给李泌出了个难题，从安定国家的大局考虑，李泌是主张同回纥恢复友好关系的；可德宗皇帝因早年在回纥人那里受过羞辱，对回绝怀有深仇大恨，坚决拒绝。事情僵在那里，正巧在这时，驻守西北边防的将领向朝廷发来告急文书，要求给边防军补充军马，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空虚得没有这个力量了，唐德宗一筹莫展。

　　李泌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便对德宗说：“陛下如果采用我的主张，几年之后，马的价钱会比现在低十倍！”

　　德宗忙问什么主张，他不直接回答，先卖了个关子，说：“只有陛下出以至公无私之心，为了江山社稷，屈已从人，我才敢说。”

　　德宗说：“你怎么对我还不放心！有什么主张就快快说吧！”

　　李泌这才说：“臣请陛下与回纥讲和。”

　　这果然遭到了德宗的拒绝：“你别的什么主张我都能接受，只有回纥这事，你再也别提，只要我活着，我决不会同他们讲和，我死了之后，子孙后代怎么处理，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李泌知道，好记仇的德宗皇帝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如果操之过急，言之过激，不只办不成事情，还会招致皇帝的反感，给自己带来祸殃。他便采取了逐渐渗透的办法，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多达15次的陈述利害的谈话，才算将德宗皇帝说通。

　　李泌又出面向回纥族的首领作工作，使他们答应了唐朝的五条要求，并对唐朝皇帝称儿称臣。这样一来，唐德宗既摆脱了困境，又挽回了面子，十分高兴，唐朝与回纥的关系终于得到和解，这完全是由李泌历经艰苦，一手促成的。唐德宗不解地问李泌，“回纥人为什么这样听你的话？”

　　如果是一个浮薄之人，必然大夸自己如何声威卓著，令异族都畏服，显示出自己比皇帝都高明，这样一来必然会遭到皇帝的猜疑和不满，李泌却是一个极富政治经验的人，他对自己一字不提，只是恭敬他说：“这全都仰仗陛下的威灵，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

　　听了这样的话，德宗能不高兴，能不对李泌更加宠信吗？

　　田叔、李泌在处理这样一种较为棘手的上下级关系时，显示了中国官场中人的智慧：得罪人的事情我揽下，出头露脸买好的事情都归上司，这样他才能立足、受宠。

2．以上司的好恶为好恶

　　2．以上司的好恶为好恶

　　从来的统治者，都标榜自己是好忠正、恶谄媚、近忠贤、远小人的，是虚心纳谏的，可是有几个人是真正作得到的。任何伟大的统治者，其实也同常人一样，喜欢奉承，喜欢吹捧，听人当面指着鼻子数落自己的不是，与听着用恭敬、柔媚的声音说着“皇上圣明”，那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好邪之徒掌握了帝王们的这一精神上的弱点，便以馅媚之道来对付他，窥伺他的好恶，顺应他的意志，夸张甚至编造他的丰功伟绩，将他吹捧成天子、圣人，最大限度地去满足他好大喜功的虚荣之心。这样一来，这条龙便“柔可狎而骑”之了。很少有统治者能逃脱这张用馅言媚笑织成的网。因此，在历代的官场上，谄媚之臣总是很得势。

　　然而不同的主子有不同的是非爱憎，同一个主子也性格多变，喜怒无常，因此，大臣便要不断地调整自己，改变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主子和主子不断变化的心态，这就是专制时代官场上的人多是一些没有是非标准、没有独立人格的原因。

　　商鞅是以力主变法而闻名于史的，可变法却并不是他原来的主张。当他来到秦国时，秦孝公正雄心勃勃地想要重振祖先的霸业，收复失去的国上，商鞅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见，拜谒了孝公。一见面，他就向孝公大谈其传说中的尧、舜这些帝王如何与百姓同甘共苦，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化了百姓，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这一套所谓的“帝道”。结果说得秦孝公直打瞌睡，一句也没听他的；事后并责备景监说：“你的那个客人，只会说一些大话来欺人，不值得一用。”

　　景监埋怨商鞅，商鞅说：“我向国君迸献了帝道，可他却不能领会。”

　　五天以后，商鞅又一次去见秦孝公，将原来所谈的那一套加以修正，可还是不符合孝公的心意。景监又一次受到了孝公的指责，他对商鞅的怨气更大了。商鞅说：“我向国君推荐了夏、商、周三朝的治国之道，他还是接受不了，我希望国君再一次接见我！”

　　商鞅又一次去见孝公，这一次谈得比较投机，但也没表示要任用他，只是对景监说：“你的这个客人还可以，我能同他谈得来！”商鞅说：“我向国君谈了春秋五霸以武力强国的道理，国君有要用我的意思了，如果能再见我一次，我知道怎么去说服国君了！”

　　当商鞅再一次向国君进言时，秦孝公听入了迷，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将坐席向前移，一连说了好几天也没有听够。景监很奇怪，问道：“你说了些什么打动了国君，国君高兴得什么似的！”

　　商鞅说：“我向国君进献帝道、王道，国君说那些事太久了，他等不及，我向国君进献强国之术，国君就特别高兴。”

　　商鞅终于被秦孝公所重用，他便大行变法，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

　　有趣的是，商鞅用来打动秦孝公的那一套强国之术，并不是他本人一贯信奉、矢志不移的政治理想，他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信念的人，他仿佛像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货担里什么货色都有，买主需要什么，他就卖什么，卖不出去的货物就收起来。由于他能迅速投买主（上司）之所好，所以很快便飞黄腾达。

　　这种人在旧时代官场中实在太多了，他们能适应各种差异甚大的主子、上司，和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气候，他们如同变色龙一样，根据上司的口味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倾向，因而总能春风得意，人们称这种人为“代代红”，“代代香”。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赵高的精彩表演。

　　“指鹿为马”的赵高，出身卑微，他的父亲因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他的母亲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没入官府当了奴婢。这期间，赵母在秦宫中与人私通，接连生下了赵高等几个子女，并且都承了赵姓。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的后代只能世代为奴，而且，他们兄弟几个也都要一律处以宫刑，在宫中服役。

　　但赵高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甘心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他要千方百计地爬上去，以改变不良的命运。但是，怎么才能如意得逞呢？他清醒地认识到，可以利用自己在宫中这个有利条件，接近并取得秦始皇的信任，这样，就会有出头的日子了。

　　赵高虽然身受宫刑，但智能并不低下。他生性狡黠刁猾，善伺人主之意。他看到，秦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是一个“以法为教”的国家。尤其是秦始皇，非常推崇法家，并主奉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说”那一套。他统一天下后，也认为周是得火德，秦取周而代之，所以应该为水德；水德属阴，阴主刑杀，故严定刑法，“事尤无小皆决于法”，造成秦法特别严苛。赵高看准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特点，于是，他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很快地就精通了当时的显学――“狱律令法”。他能够强记秦朝繁琐的律令，凡五刑细目若干条，都能背诵如流。有时始皇披阅案牍，遇有刑律处分，稍涉疑义，一经赵高在旁参决，无不合

　　津。再加上他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仪表也不错，生得身躯伟岸，强壮有力。

　　因此，他得到始皇的青睐，感到如果有赵高这么一个既“通于狱法”，而又善于书法、身强力壮的宦官在身边使唤，是再理想不过了。于是，始皇摧拔任命他为中车府令。这是一个负责皇帝乘舆和印信、墨书的宦官头儿。官虽不大，但必须是皇帝的亲信才行，而且它使得赵高有了一个既可接触国家机密，又可以接近皇帝以表现自己获取宠幸的机会。当时，秦始皇为了在全国推行文字统一，把原来繁琐的大篆改作笔画简便划一的小篆，就让丞相李斯写了《苍颉篇》，赵高写了《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作为范文颁行全国。可见秦始皇对赵高的器重和信任。

　　赵高的第一步打算虽然实现了，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狡兔尚有三窟，自己现在虽然得到了皇帝的信用，但始皇百年之后，自己又将何所依归呢？于是，他开始考虑始皇身后谁能继承皇位的问题。他对秦始皇20几个儿子的德行。才能、性情、爱好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细致深刻的了解。

　　照常理，长子扶苏宽仁忠厚、德才兼备，在朝臣中最有威信，当然是最有可能成为继承人的。可是，因为他屡次谏始皇要宽仁待民、反对以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常常激怒始皇。尤其是在焚书坑儒的时候，他曾向始皇进谏道：“如今天下初定，黔首（百姓）未安，这些儒生们诵法孔子、习知礼义，您就用这样的重法来惩治他们，恐怕人心不服，天下不安。”这更加激恼了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一气之下，他把扶苏打发到北部边境上郡去当大将军蒙恬的监军。

　　在其他的儿子当中，赵高发现秦始皇最宠爱的是年仅十几岁的小儿子胡亥。于是他就想方设法宠络并讨好这位娇纵无知、缺乏主见的纨绔公子。他事事处处应合胡亥的心理，满足他的需要，凭着他那见风使舵、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本领，很快地就深得胡亥的欢心。始皇见了，也很高兴。后来，干脆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书法、文字及狱律令法的知识。

　　胡亥本来是一个花花公子，又深受始皇娇宠，少不经事，怎肯沉下心来去研究什么法律？所以，一切判决讼狱之事，一概委托赵高办理。赵高深知始皇性情，“乐以刑杀为威”，所以，遇有刑案，总是严词罗织，铸成重罪，以应合始皇之意。一面奉承胡亥，导其逸乐。因而博得始皇父子的欢心，都认为他是个忠臣。

　　这就使得赵高更加大胆，有时竟招权纳贿，舞法弄文。有一次，事被发觉，秦始皇把他交付蒙恬的弟弟蒙毅审理，蒙毅猜不透秦始皇的主意，不敢询私，于是按律定罪，当判死刑，并废除了赵高的宦籍。不料秦始皇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念赵高明断有识，强练有才，办事勤敏，格外加怜，特下赦书，不仅免其一死，而且还官复原职。

　　这件事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即它使赵高和蒙恬兄弟从此结下了仇怨。使赵高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始皇驾崩，扶苏继承了皇位，蒙氏兄弟势必受到重用，那时，自己的结局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更加迫使赵高明确地倒向胡亥。只有立胡亥为帝，才能够保持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一心梦想着使秦王朝的江山万世相传的秦始皇，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念之差，竟为他的万世伟业留下一个致命的隐患。

　　一代雄主的秦始皇，正是由于在他的性格中存在“好庚”的弱点，因而对赵高之流失察；而赵高也正是看透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所以，处处投其所好，从而骗取了始皇的信任。

　　皇帝艺术家虽然不能治理国家，但却很好侍奉，只要摸准了他的脾气，比起皇帝政治家来，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极多，宋徽宗时期的童贯与蔡京，可算得上典型人物。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儿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躯高大，声如宏钟，而且力大如牛，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大独厚的条件，就极容易讨到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颜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时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好，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而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温”（即“母”）相。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以供他观赏摹画。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童贯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事态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领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即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期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重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诏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没有定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竞是一见如故，十分投机，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北宋有苏、董、米、蔡四大书法家，苏指苏轼，董指董庭坚，米指米莆，蔡就是蔡京，只是后人因为蔡京是奸臣，不愿把书法家这一桂冠套在他的头上，往往把他换成了姓蔡的另一个人。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派斗争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派关系之因由，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7月，任蔡京为宰相。

　　蔡京重新进入权力高层后，更是对徽宗奢侈的欲望推波助澜。蔡京发现皇帝除了喜爱书画艺术，对奇花异石也有特殊的爱好，便勾结苏州的富商朱面，在苏州及江南大肆征收，如果他们发现哪一家有名贵石木，便以黄表纸加封，称为皇家御用之物，令主人小心照料，若有损坏，便以大不敬治罪；取运之日，拆人的墙，扒人的房，闹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民怨沸腾，就这样，他们每年把掠夺来的东西，船载舟装，沿着淮河。沛水，直运开封，所经州县，拆桥梁、毁城墙。首都开封“万岁山”上那座巨大的太湖石，就是从太湖水底捞出，用几十条船连在一起运送的。

　　童贯、蔡京之流，逢君之恶，导帝为非，果然捞到了极大的便宜，他们一门尽为显贵，终身恩宠不衰，而那些被他们掠夺的财物，十分之九全都中饱了他们的私囊。

3．上级的指示从来都是正确的

　　3．上级的指示从来都是正确的

　　西汉元帝时的太监石显，十分善于博取元帝欢心，元帝以为他在朝中元亲无故，非党非派，不会结帮拉伙，危害朝廷，所以对他十分放心，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办。其实石显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都不放过，而且能寻出所谓的法律依据、让人有苦说不出，结果弄得朝廷上下都视石显若虎豹，不敢与之争锋。

　　当然，反对宦官专权的正直大臣萧望之是石显想方设法对付的重要目标。

　　萧望之是汉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其正直与学问才干在当时都是名冠一时的，况且他还是汉宣帝指定的辅佐汉元帝的辅政大臣，他在朝廷的地位和元帝对他的依重是可想而知的。

　　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满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要大展宏图了，可没想到宦官专起权来。于是他愤然上书说：“管理朝廷的机要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本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可如今元帝在宫廷里享乐，把这一职务交给了太监，这不是我们汉朝的制度。况且古人讲：‘受过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的身边的’。现在应当改变这一情况了。’、石显看到了这一奏章，当然把萧望之视为仇人，从此挖空心思地陷害萧望之。

　　萧望之的正直还引起了外戚的反感。有个叫郑朋的儒生，为了从萧望之这里弄个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击许、史两家外戚专权，萧望之接见了郑朋，给了他一个待诏的小官，后来却发现郑朋不是个正人君子，很讨厌他，也就不再理他。等考评升降官员的时候，与郑朋同是待诏的李官被提升为黄门侍郎，郑朋却原地未动，一怒之下，郑朋反去投靠了与萧望之不和的史、许两家外戚。他编造谎言说：“我是关东人，怎知你们两家外戚的事呢？以前我上书劾奏你们，全是萧望之一伙人策划的。”郑朋心怀机诈，到处扬言说：“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章接见了我，我当众向他们揭发了萧望之的过失，其中有五处小过，一处大罪。如果不信，就去问中书令石显，当时他也在场。”

　　其实这是郑朋的圈套，他想借此交结石显，果然，萧望之去向石显打听，石显正想鸡蛋里挑骨头，此次萧望之上门，那是正中下怀。

　　石显首先找来郑朋，又找了一个与萧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诏，叫他们俩向皇上劾奏萧望之“搞阴谋，离问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要撤车骑将军史高的职”。然后，又趁萧望之休假之机，叫郑朋等上奏章。奏章交到元帝手上，元帝就叫太监弘恭去处理。弘恭是石显的同伙，本来就参与了陷害萧望之的朋谋，这么一来，正好逞计。

　　弘恭立刻把萧望之找来询问，萧望之十分老实地据实回答，他说：“外戚当权多有横行不法之处，扰乱朝廷，影响了国家的威望，我弹劾外戚，无非是想整顿朝廷，决非搞阴谋，更不是离问皇上和外戚。”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对这事实怎么理解，却是宦官们的事了。弘恭、石显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人结党营私，相互标榜吹捧，串通起来多次进计朝廷上掌权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别人，树立自己，独揽大权，这样做，做为臣子是不忠的，污辱轻视皇上更是大逆不道，请皇上允许我们派人把他送到廷尉那里去（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看到奏章上“谒者召致廷尉”几个字，也不甚明白，就批准了这道奏章。

　　其实，“谒者召致廷尉”就是逮捕人狱。等过了很久，元帝见不到萧望之、刘更生、周堪等人，就问大臣们他们到哪里去了，听说这些人已被逮捕，大吃一惊，急召弘恭、石显追问，二人虽叩头请罪，毕竟是由自己批准，也不好责备处置，只是让他们快放了这三人，恢复他们的职务。石显一听计划要吹，急忙去找车骑将军史高，史高也很着慌，他知道，如果整不倒萧望之这个人，自己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就急忙晋见元帝，告诉他说：“您刚即位，老师和几个大臣就人了狱，大家以为肯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您若把他们无故释放且恢复官职，那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会极大地影响您的威信。”汉元帝年轻识浅，被史高一说，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只下诏释放萧等三人，但革职为民，不予任何官职。

　　有错误不能改，一改就影响威信了。石显这马屁拍得真高明，而且还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4．领导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4．领导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奸臣、好人一切阴谋的得逞，其前提条件是君主、上司对其阴谋的信任与支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忠良、对手甚至包括皇帝、上司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因此，他们日常一切行为的主旨便是探测上级的风声、窥探上司的意向，察颜观色，揣摩意图，深刻领会其用心，唯唯喏喏，投其所好，一切以其是非为是非，以其好恶为好恶，使其高兴得忘乎所以，愤怒得怒发冲冠，满足自己一切要求，从而受宠而被重用，达到所有的需求。

　　明武宗当政时期，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佞幸小人，其中对皇帝影响最大的当推宣府人江彬。

　　江彬出身行伍，在一次战斗中，他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正好射在脸上，箭头穿过皮肉后从耳朵里冒出来，江彬毫不在乎，拔出来后继续作战。此事传到京师，喜勇好战的明武宗十分叹服。不久，战斗结束，江彬在班师途中经过北京，在幸臣钱宁的引荐下，受到武宗召见。这位皇帝看到江彬脸上箭痕仍在，不禁失声赞道：“江彬真是强健！”君臣二人，一个无心过问国家大事，只想驰骋沙场，游戏作乐；一个狡黠凶狠，孔武有力，能骑善射，并善于迎合人意，自然相见恨晚，江彬被留在皇帝身边，与武宗同卧共起，两入关系迅速密切起来。

　　江彬得见皇帝，靠的是钱宁的引荐，现在竟骤然得到武宗赏识，信任，对比钱宁很是不服。江彬自知根基远不如这个早就受到武宗宠幸的对手那么厚实，自己势单力薄，而左右都是钱宁的党羽，便对武宗盛称边军比京军骁悍，极力建议将二者对调训练，企图通过边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张自己的权势。武宗不顺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欣然采纳，于是四个边地的守军被调人京，号称“外四家”，由江彬统领，武宗本人也常常一身戎装，与江彬骑马并行，参预操练。此外，江彬为博得武宗的更大欢心，同时疏远钱宁与皇帝的关系，还想方设法让武宗纵欲行乐，其中之一是怂恿他微服出行。1514年，明武宗初次成行，趁夜去教坊看了乐舞，觉得十分过瘾。其后，又有数次类似举动。江彬又尽力为武宗搜寻美女，曾把一个将领已经出嫁且正怀孕的妹妹从夫家夺走，献给武宗。武宗见此女娇艳动人，又擅长歌舞骑射，还懂外国语，大为高兴，由此不仅大量赏赐那个将领，对江彬也更为信任了。

　　明武宗微服出游几次，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所到的地方也不过是北京城内或近郊，因而越来越觉得不过瘾。江彬为悦帝专宠，减少武宗与钱宁的接触机会，便诱导武宗离开北京，作更远的巡游。他经常向皇帝描绘宣府乐妓如何如何多，如何如何美，还可以饱览边地的景致，又能任意纵横驰骋，瞬息千里，多么滞洒飘逸，何必郁郁居于宫禁之中，受臣僚的控制呢，武宗听了，深以为然。君臣一拍即合，于是，大规模的巡幸游历就开始了。

　　1517年夏，明武宗在江彬的怂恿下，微服出游居庸关。由于巡关御史的阻拦，没能出关，只得怏怏而还。几天后，仍在夜间出动，这次出关成功，终于顺利到达宣府。他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又自封“镇国公”。江彬为之建镇园府第，将北京豹房里的珍玩，美女运来使用；又在夜间带着武宗乱闯，看到有美貌妇女的人家，便巧取豪夺，或者看到高门大宅之户，便闯进去讨酒喝。武宗十分满意，乐而忘归，称之为“家里”。不久，他们又到了阳和（今山西阳和县），并与蒙古鞑靼发生了一场战斗，武宗本人差点被捉去，双方各有死伤。其后，回到宣府，一直过到春节之后，才返回北京。这次巡游历时半年。皇帝在外期

　　间，朝政大小事端都必须通过江彬才能呈奏上去，否则就无限期地往后拖。

　　武宗回到北京刚住上半个月，便觉得索然无味，十分怀念留恋宣府的生活。于是，江彬就引导他再次前往，并到达大同。由于太皇太后（明宪宗的皇后）突然去世，才回京处理丧事。这是第二次巡游，历时21天。

　　1518年春，明武宗借太皇太后下葬之机，又开始了第三次巡游。他到昌平祭完祖陵后，直抵密云。江彬深知武宗好色喜纵，便从民间搜掠良家之女，装了十几车，每天跟在武宗之后，途中有人被活活折磨而死。这次共历时40天。返京之后，武宗在诏书中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江彬为威武副将军，其中所谓“朱寿”，乃是武宗的自称。这次又对前次阳得之战论行赏，江彬荣封平虏伯，三个儿子当上了锦衣卫指挥。

　　第四次巡游开始于同年夏。江彬引导武宗由大同渡过黄河，直到绥德才往回赶。归途取道西安，到太原时，大索女乐，求得一个姿仪万千的歌妓刘氏。武宗迅速拜倒，车载而归，宠冠诸女，称为美人。刘氏虽然是江彬帮主子搞到手的，江彬为了取悦于她和武宗，管她叫“刘娘娘”。次年3月，一行回到北京，此次旅程之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时间也过半年。

　　回到北京后，江彬又极力蛊惑明武宗去南方巡游，遭到举朝文武大臣的强烈反对，其中百余人伏阀劝谏。江彬故意激怒武宗，结果，这些大臣被处以在午门外长跪五大的惩罚，又全部下狱杖打，不少人由此丧命。皇帝及其幸臣的游玩计划，竞引发那么多忠心耿耿的大臣惨遭惩治乃至杀身！孰重孰轻，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大臣们的反对毕竟稍有效果，江彬也因此而失去了兴致，没能立即成行。

　　1519年7月11日，早就蓄谋夺取帝位的宁王朱宸濠（封国在南昌）发动叛乱。消息传到北京，江彬等人终于到了实现南巡计划的借口，极力鼓动武宗南下亲征，明武宗也十分乐意，不顾满朝文武的激烈反对，下令让江彬赞画机密军务，并让他掌管锦衣卫和东厂两个特务机构，护驾南征。于是，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巡游开始了。一路上，江彬率领边地之兵随侍左右，乘机胡作非为。他不时传旨要这要那，稍不如意便捆绑地方官员。分管粮运筹事的通判胡琼在恐惧愤怒之下上吊自杀，镇守南京的成国公朱辅见到江彬长跪不已；镇远侯顾仕隆不服气，也几次遭到江彬的羞辱。至于普通百姓。更是敢怒不敢言！

　　南征队伍到达扬州后，江彬夺民居作为府第，又大肆征掠寡妇处女，供皇帝纵欲，引起社会的极大混乱恐慌。扬州知府蒋瑶反对，江彬就把他囚禁起来。到南京，他还诱引武宗去苏州、浙江乃至湖南，只是在周围人士的一致反对下才没得逞。由于朱宸濠早被擒获，武宗决定返京。走到通州，江彬还极力怂恿武宗去宣府，因武宗前些时候溺水得病，十分疲惫，没能成行。回到北京后不久，明武宗就于1521年4月20日病死。

　　唐朝宦官鱼朝恩为了讨得代宗的欢心，以固恩宠，在767年7月表奏，愿将先前赏赐给自己的一处庄墅奉献出来，改作佛寺，并取名章敬寺，用以表示对代宗已故生母吴氏即章敬皇太后的纪念，以求冥福。这时代宗正笃信佛事，对鱼朝恩的忠诚举动自是满心欢喜，立即欣然赞许。鱼朝恩得到代宗允准，便在通化门外这处庄墅大兴土木。由于佛寺建造宏伟，穷极壮丽，所需建筑材料甚多，买尽长安市面上的材料仍不够用，于是鱼朝恩便公然奏毁曲江他的亭馆、华清宫的观楼，及至百司的行廨和将相众官的故宅，将拆来的材料充作兴造佛寺之用。对于这项劳民伤财的建筑，一卫州进士高郧曾两次上书表示反对，但却未能阻止章敬寺的兴建。

　　鱼朝恩小人得志，唯恐别人的声望权势胜过自己，故对于文武大臣十分忌刻，郭子仪数有大功，尤为鱼朝恩所嫉恨，总想加害，先前曾多次进行低毁，但不见大效，于是便暗中派人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挖了。对于这一卑鄙元耻的行径，朝野议论纷纷；代宗害怕郭子仪因此反叛，深以为忧；郭子仪尽管切齿痛恨，但因为抓不到鱼朝恩的把柄，不便和他公开破裂，只得当着代宗的面诡辞自解，以安众疑。